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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黄金——二战中纳粹德国与中立国的黄金问题(上)
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发布时间:2007-1-24 8:17:57

纳粹黄金——二战中纳粹德国与中立国的黄金问题(上)


  一、默克斯藏宝
  纳粹黄金,就像一道划过天空的闪电,带给人不寒而栗的恐惧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了许多争论和困惑,甚至在战后50多年,这些争论仍在继续。引起这场争论的主要因素是纳粹黄金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它的涉及面极广,大致上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存于梵蒂冈、瑞士、南美的银行,甚至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局;第二部分在战争期间被藏匿,用于纳粹的战后复兴;第三部分被逃脱制裁的纳粹高级将领所据为己有;剩下的则被战胜国占有。目前对这些财富的数目存在很大分歧,并引起了很多争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大部分财富的价值直至今天依然难以做出准确的估算。此外,还有很多纳粹财富可能已被用于其战后复兴。
  在德国还未彻底崩溃之前,纳粹党上层官员就制订了周密的复兴计划。纳粹早有计划把在战争中掠夺的财富运往其它国家隐藏起来。与此同时,盟国也在尽力寻回这些财富,然而他们直到1945年4月初才意识到这项任务的规模之大,形势之复杂。
  1945年3月22日晚,乔治·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渡过了莱茵河,到4月4日中午已经占领了图林根地区的默克斯村(Merkers)。当天下午,盟军反谍报部门(CIC)的一个特遣队盘问了附近地区的一些难民。他们从难民口中得知,在温德斯塔尔矿业公司的某座钾盐矿附近有过不寻常的“活动”。盟军司令部在得到消息后,下令在该地区实行宵禁。
  4月4日傍晚,一辆美军巡逻吉普车在默克斯村看到两名国妇女违反宵禁令在街头行走,于是停下来对其盘问。她们自称是法国难民,其中一人即将分娩,要到邻近的基瑟尔巴赫村(Keiselbach)去找接生婆。美国士兵把该妇女带上吉普车,送到了基瑟尔巴赫村,还为接生婆提供了帮助。次日清晨,在送这两名妇女回家的路上,当吉普车路过凯瑟罗达矿井(Kaiseroda Mine)的井口时,美军士兵问这是一座什么矿。令他们大为惊讶的是,其中一名妇女指着那里说:“那就是藏金子的矿井”。
  该地美军指挥官拉塞尔中校(William A. Russell)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于当天中午前往默克斯。经过询问难民确定了消息的真实性。此外拉塞尔还得知德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保罗·赖夫博士(Paul Rave,他还兼任柏林国家美术馆的助理馆长)正在那里看护一些藏在矿井中的名画。拉塞尔接着盘问了矿上的大小官员,以及德国国家银行(Reichsbank)外汇部首席出纳员维尔纳·维克(Werner Veick)。维克向美军交代说,从1942年8月26日起,德国国家银行就把其黄金储备以及党卫军在该银行帐户上的掠夺财物(包括黄金、外汇和艺术品)藏到默克斯的矿井中,藏匿活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1月27日,一共运来76批次财物。此外在1945年3月16日、20日和21日,德国东部地区的14家博物馆和美术馆也将其藏品运到了那里。由于美军进展神速,德国人曾想将默克斯宝藏转移到别处,但还没来得及筹集车辆,美军先头部队就已经到达了该地。
  为了加强对矿井的保卫工作,拉塞尔下令在其周围拉起了军用电网。他起初命令第712坦克营前往默克斯保卫矿井入口,但到晚上又发现了5个其他入口,一个营显然不足以担任警戒任务。于是赫伯特·厄内斯特少将(Herbert L. Earnest)命令第773反坦克营和第357步兵团前往默克斯增援。拉塞尔还将这个矿的情况通知了美军第12军的指挥官。
  7日清晨,这个矿井的所有入口已被全部发现,并派兵守卫。上午10点钟,拉塞尔和另两位美军军官,以及赖夫博士和矿上的官员从主坑道进入矿井。在离地面2200英尺的主隧道内,他们发现了堆放在墙边的550个大麻袋,里面全是德国马克钞票。再往里走是一堵三英尺厚的砖墙,中心是一扇厚重的钢制保险门,后面可能藏有一座地窖。此时巴顿的部队正在闪电般地进入德国,急需人手执行战斗和占领任务。当他得知矿内只发现大量德国马克纸币而没有黄金的消息后,立即下令357步兵团撤离该矿,只留下第1营继续驻守。
  18日清晨,拉塞尔、一名部队公关人员、摄影师、记者和第282战斗工兵营的工程师再次进入该矿。他们来到地窖前。现代化的钢门很难撬开,但是保险门周围的砖墙很容易就用半根黄色炸药炸开了。
  美国人发现他们进入了天方夜谭般的宝库。周围的景象难以用预言形容: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有照明的、宽23米、长45米的密室。里面有超过7000个作了标记的袋子,高度齐膝,足足码了20排,每排间距大约是1米。房间另一边发现成捆的现钞,每捆的标签上都印“梅尔默”(Melmer)的字样。这些箱子明显属于纳粹党卫军的化名账户,这是关于纳粹在欧洲所掠夺财富范围和复杂的首条线索。
  他们打开袋子,将这些财物列入清单: 8198块金锭;55箱金砖(每箱2条,每条重10公斤);数百袋黄金器皿和制品;超过1300袋的金马克、金法郎和金镑;711袋20美元金币;来自15个其他国家的数百袋金银币;数百袋外汇钞票;9袋珍稀的古代金币;2380袋和1300箱的德国马克现金,面值达27.6亿;20块各重200公斤的银锭;40袋银条;63箱另55袋银盘子;1袋白金(内有6块白金锭);还有从不同国家掠夺的110袋钻石和珠宝。在其他的隧道里还发现大量来自欧洲各国博物馆以及从私人那里抢来的珍贵艺术品:油画、版画、铅笔画、雕刻、古董钟表、集邮册……。这些宝藏还揭露了纳粹的残忍性:在金制品中包括数袋从灭绝营的囚犯口中拔掉的金牙。
  巴顿注意到其中的外国货币和艺术品,迅速认识到这笔巨大的财富背后的政治性。他立即请求将该笔财富交由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SHAEF)接管。艾森豪威尔任命伯恩斯坦上校(Bernard D. Bernstein)为G5/SHAEF的财政副主管。4月15日,在战斗机的护卫下,这些财宝由数百辆卡车运往法兰克福的德国国家银行。8月中旬,盟国对其进行了称量和估价。其中的黄金价值262,213,000美元、白银270,469美元。另外还没有对一袋白金和8袋稀有金币进行估价。
  1946年初,默克斯宝藏中的货币黄金(金砖、金条和金币)被移交给盟国战争赔款委员会(IRA,Inter-Allied Reparation Agency),最后交给美英法三国黄金归还委员会(TRA,Tripartite Commission for the Restitution of Monetary Gold),他们负责尽快将这些黄金交还给受害国的中央银行。
  在欧洲找到的其他纳粹宝藏没有任何一批能与默克斯宝藏相匹敌。另一笔规模近似的宝藏是克罗地亚乌斯塔沙政权(Ustasha)掠夺的黄金,但这批黄金最终并没有被找到。有迹象表明,它们极有可能被梵蒂冈和中央情报局秘密运出了欧洲。这份宝藏究竟有多少留在梵蒂冈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地区还发现了几处规模较小的纳粹藏宝。纳粹曾经在这里设立了坚固的“人民堡垒”,试图进行最后的顽抗。
  人们对于默克斯宝藏的具体价值并不存在分歧。争论在于这些宝藏的来源,以及后来是如何处理的。另一个谜团是这份宝藏在纳粹掠夺的巨大财富中占多大比重。
  为了对纳粹所掠夺的财富价值做一个估测,可以用二战时纳粹贸易伙伴国的黄金储量作为参考。在战争期间,一些国家在中立国的保护伞下与纳粹继续进行贸易往来。下面的表格列出了这几个主要贸易国黄金储量的变化(单位为百万美元)。

国家

1939年储量 1943年储量 增长
西班牙 42 104 62
瑞典 160 456 294
土耳其

88 221 234
葡萄牙79.5 447.1(1945) 367.6
瑞士 503 1040537

  当然,这些国家黄金储量的增长并非只与纳粹有关,因为盟国也曾与这些中立国进行贸易。
  中立国从纳粹方面接受好处的另一个证据来自瑞士各银行向瑞士财政部申报的总帐。它从1941年的3.32亿美元猛增至1945年的8.46亿美元。其中至少不低于5亿美元来自纳粹德国。这个数字与克林顿时期美国国会的调查报告相吻合。该报告指出二战期间瑞士曾经接收了价值4.4亿美元的纳粹黄金,其中3.16亿是纳粹从别国掠夺的。另外还有价值100万美元的黄金从德国国家银行转到了两家商业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德意志银行。这批黄金随后被卖到土耳其以换取外汇。报告还指出,另有超过3亿美元的黄金通过瑞士的中转,分别流入了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
  上述国家被列入这份名单并非偶然。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和土耳其曾向纳粹提供战争所需的基本原料。瑞典提供了用于炼造高级合金钢的优质铁矿砂,土耳其提供了铬,西、葡西两国提供了钨。这三种金属都是制造军火军需品和工业机械的必备原料。。
  考虑到南美在战后是纳粹残余分子的主要避难所,这些国家(尤其是阿根廷)黄金储量的变化也很说明问题。阿根廷的黄金储量从1940年的313.83吨增长到1945年的1064吨,增加了6.35亿美元。同样,巴西的黄金储量从1940的45吨增长到1945年的314吨,价值为2.66亿美元。
  盟国方面,英国在开战后没有与纳粹德国进行过贸易,因此也没有纳粹黄金流入英国和英联邦。法国在投降后基本处于被掠夺的角色,可以忽略不计。美国参战前,其商人由于国会立法的原因也被禁止同德国进行贸易。唯一在二战爆发后与纳粹德国进行过大规模贸易的是苏联,但两国间的贸易主要以易货和记账方式进行,也与纳粹黄金无关,因此本文不再对其进行深入讨论。
  从以上数字中可以得知部分纳粹黄金的最终下落。然而战争结束前已被运出德国、用于纳粹复兴计划的那部分黄金至今依然下落不明,其价值也不为人知。纳粹宝藏中价值更为巨大的是那些数额巨大的无记名股票、债券,以及他们在全世界建立的企业和公司。这些公司持有大量专利,并暗中为纳粹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

  二、“安全港计划”及美国情报官员与纳粹的勾结
  迄今为止,“安全港计划”(Operation Safehaven)是盟国搜寻并返还纳粹掠夺财富的最大计划。该计划在1944年5月5日由美国财政部外国经济管理局(FEA,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局长克鲁利(Leo T. Crowley)提出。由于该计划涉及了两个老对头——财政部和国务院,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该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阻挠,并妨害了对纳粹战犯的起诉和德国的非纳粹化。
  在讨论该计划之前,先回顾一下盟国为了追回纳粹黄金所采取的种种方法和措施。
  为防止纳粹掠夺,波兰第一个采取了行动。在德国入侵之前,波兰中央银行已将其黄金转移到了罗马尼亚。然而此后不久罗马尼亚就加入了轴心国,波兰的黄金储备因此就落入了纳粹手中。
  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也采取了相似的黄金转移行动。法国在沦陷前夕用巡洋舰将法兰西银行的2229吨黄金运到了法属马提尼克岛(后来这批黄金被美国接管)。挪威中央银行的黄金则在德国入侵后用英国驱逐舰运到了伦敦。荷兰政府在德国入侵一小时内也将其央行黄金储备装船运往英格兰。不幸的是其中一艘船在离岸不远处触雷沉没。这艘船上装了11吨黄金,纳粹后来打捞了其中大部分黄金。
  1939年末,比利时政府委托法兰西银行保管其国家银行的300吨黄金。德国入侵低地国家后不久,比利时就督促法国将其的黄金运往英国。然而法国却将这些黄金运往法属西非的达喀尔。德国在与维希政权进行谈判后接管了这些黄金(二战结束后法国全额赔偿了这批黄金,不过法兰西银行的信用和法国的国家信誉因此而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南斯拉夫、希腊、丹麦(以及战争后期的意大利和匈牙利)未能来得及采取措施,其黄金储备被纳粹霸占了。这样,除了法国、挪威的黄金和一部分荷兰黄金外,各被占领国中央银行的巨额黄金全部落入了德国手中。
  美国对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1940年4月10日由罗斯福签署的第8389号总统令。该令首先冻结挪威与荷兰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随后是除英国外的所有欧洲国家,也包括中国和日本的财产。1942年7月,美国还颁布了一个黑名单。任何上了这份名单的个人或公司,其在美国的一切贸易活动都会被禁止。他们被认为对美国的国防造成威胁。随着战争的继续,这份名单上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到战争结束时已经增至数千人。
  1943年5月,盟国发布了《伦敦宣言》。该宣言声明,盟国将不再承认被占领国家的任何资产转移为合法。因为盟国已经意识到纳粹正在以武力强迫被占领国的国民将他们的财产以买卖或者转让的方式转给他们。到那时为止,纳粹一直在千方百计营造一种假象,使这些交易合法化。1944年2月22日,美国发表了《黄金买卖声明》,宣布美国将不再承认任何涉及轴心国掠夺的黄金的交易。美国进一步表示,将不会再从任何一个未与轴心国断绝关系的国家购买黄金。英国和苏联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该年7月盟国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定,要求中立国家禁止任何被占领国的资产的安置或转移。8月14日,英、美与瑞士签署了战时贸易协定,要求瑞士减少与纳粹的贸易往来。12月6日,“安全港计划”出台。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做出了强迫德国对战争受害者做出赔偿的决议。这次会议也为盟国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安全港计划”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除了其直接目的——强迫中立国家停止与纳粹的贸易往来外,它还有其他几个目的:限制德国向其他周边国家的经济渗透;阻止德国强占中立国的资产;确保德国的资产用于战后赔偿和欧洲战后重建;阻止那些已经列入战犯名单的纳粹集团高级人物逃离德国。尽管“安全港计划”宏大而野心勃勃,但却面临着严重的人员缺编问题。直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美国特工在执行安全港计划时仍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搜寻战略情报上,而且也一直缺少训练有素的特工。其次,“安全港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财政部和国务院之间长期争执的影响,在需要采取严格措施时又受到英国方面犹豫不决的影响。最后,安全港计划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立国的意愿,即他们是否按盟国的要求自觉停止与纳粹之间的贸易往来。
  1944年5月,美国财政部法律顾问特别助理赛缪尔·克劳斯提议成立一个调查团前往中立国,调查被纳粹所转移和隐藏的财产。从8月到10月,他先后走访了伦敦、斯德哥尔摩、马德里、巴塞罗纳和比尔巴鄂,督促安全港计划的实施。但调查团最终取消了瑞士和葡萄牙的行程。调查团此行所取得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在最终的总结报告中,克劳斯概括了他对当前所关注地区的看法:
  “安全港计划针对的仅仅是最窄的层面——纳粹的资本。这笔资本目前已显得次要。最重要的是纳粹现在正利用中立国来转移资产、技术及研究成果,以使其在将来某个合适的时候成为纳粹复兴的基础。纳粹所隐藏的珠宝、名画是我们次要的追查目标。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到那些法本化学公司潜逃到西班牙的化工专家、西门子公司逃往瑞典的电气专家,以及潜逃到阿根廷的德国军事科学家。他们才是安全港计划中最重要的环节。”
  克劳斯认识到西班牙的形势最为棘手。美国驻西大使海斯(Carlton Hayes)根本不支持财政部在西班牙的调查工作。他曾经成功地阻止西班牙加入轴心国,但他对佛朗哥政权的好感完全是个错误。正如希特勒所承认的,纳粹不但需要像瑞士这样的中立国为他们洗钱,也需要像西班牙这样的中立国作为他们进口战略物资的优良港口。
  海斯也意识到纳粹通过西班牙进口石油的问题,他在1943年2月26日向国内报告说,西班牙现存的汽油和原油远远超过其正常需要。而提供这些石油产品的正是洛克菲勒家族的美孚石油公司在南美和墨西哥的油田。在1940年美国宣布石油出口禁令后很长时间,美孚的油船依然挂着巴拿马国旗公然来往于委内瑞拉和西班牙之间。对于罗斯福政府来说,这是个棘手问题。若强迫美孚公司停止对西班牙的运输,则极有可能导致该公司同时停止对美国政府的供给。首先,美孚石油公司确实曾经威胁过要中断对本国的石油供应。其次,若美国国民知道他们在战时配给体制下省出的石油正被一家美国公司运给纳粹,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强烈抗议,同时也可能引起军队的骚乱。因为许多海军士兵正在为开往西班牙的油船护航。事实上,愤怒的美国民众确实在1942年袭击了停泊在得克萨斯各港口的西班牙油船。
  在罗斯福的监督下,向西班牙的石油运输继续进行,不过再也没有超出西班牙本身的需求量。他对此评论道:“如果你足够富有的话,即使是叛国也不会被认为是一种罪过”。
  按照原计划,“安全港计划”应完全由FEA来执行;财政与信息方面的指导由财政部负责;由国务院来确定政策的确定工作。然而由于财政部与国务院的紧张敌对关系以及与英国方面的分歧,FEA的角色被严重削弱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第六项决议使安全港计划有了安全的法律基础。这份决议来源于波兰与法国共同提出的关于冻结中立国资金的提案,目的是为了防止纳粹使用他们所掠夺的财富。12月2日,财政部、国务院和FEA共同认可了参与安全港计划的其他机构的角色。每一个机构都被授予一定的自主权,所有情报和数据资料在伦敦集中后统一处理。
  1944年秋, FEA和国务院在如何对待中立国的问题上存在的长期矛盾终于浮出水面。FEA要继续保持对中立国的监管与控制,而国务院则主张在对峙局面结束后就取消经济封锁。这次国务院占了上风。1944年10月,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顾问奥康奈尔就向驻中立国使馆增派训练有素的财政部特工问题达成一致。1944年12月6日,国务院向美国各外交使团发布了酝酿已久的关于“安全港行动”的指示。该行动的情报资料收集和评估工作主要由战略情报局(OSS)负责。其中X2分部(战略情报局的反情报部门)负责像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样比较重要的中立国,特别是涉及纳粹将其掠夺资产转至国外的活动。
  在这种局面下,“安全港计划”能否顺利地实施,完全取决于战略情报局负责人的为人与品格。象驻西班牙大使一样,战略情报局在瑞士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1953年至1962年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是另一个典型的亲纳粹美国人。他早在战前便已涉嫌与纳粹党官员以及德国实业家有牵连。已解秘的文件表明,斯洛文尼亚的主教罗兹曼(Gregory Rozman)在战时曾试图帮纳粹秘密转移保存在瑞士银行的巨额纳粹黄金和外汇,但是却打着帮盟国取得这笔财产的旗号。他在杜勒斯及其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伯尔尼,在盟国特工人员的协助下取出了这笔资金,但罗兹曼随即把这笔钱偷偷运给了在阿根廷的纳粹朋友。
  这次行动仅仅是冰山一角。1945年,美国财政部指控杜勒斯曾经协助匈牙利银行和瑞士银行之间的洗钱活动。他的手下吉斯维乌斯(Hans Bernd Gisevius)也受到了类似的指控,吉斯维乌斯曾经作为战略情报局的特工在德国国家银行工作过。国务院马上从财政部手里接管了这个案子,随后调查活动变得悄无声息并很快中止了。事实上,二战期间杜勒斯在伯尔尼的职业生涯可以概括为“数宗洗钱大案”。在纳粹特工告知杜勒斯他在瑞士银行的账号密码被盟国特工破解之后,他通过梵蒂冈驻日特使将其交易转入了比利时、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的几家银行。战后,这些国家的银行都拒绝盟国调查员察看其银行账目。
  杜勒斯最肮脏的伎俩之一是千方百计争取时间利用瑞士为纳粹转运黄金。一个前东欧国家的情报官员证实说,杜勒斯在1944年战争最关键的时刻曾通知纳粹,日本的外交密码已被破解。就在警告发出后不久,德国最高统帅部突然改用更严密的密码保护措施,并停止使用无线电。德国外交部也突然停止使用“超级”密码机,转而使用外交信使。在1944年底,盟军曾经有一段时期对德军的作战计划一无所知。这也就是为什么1944年底盟国对德军在阿登地区发动的“突出部战役”毫无准备的原因之一。 
  杜勒斯和他的同伙还利用其影响力,确保其财阀朋友——福特汽车、美孚石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等等——在纳粹德国的投资不被看作“敌产”被用于战争赔偿。他还帮助纳粹党和党卫军在瑞士购买了大量美国公司的股票,然后通过大通银行和芝加哥谷物贸易银行将钱洗干净。更为无耻的事是,在他及其手下的帮助下,德国特工还利用从葡萄牙飞往美洲的泛美航空公司班机,将纳粹领导人的宝石、货币、股票、债券运往南美。
  杜勒斯长期以来一直是纳粹的拥护者。他将德国看作是对抗苏联的“防疫地带”。另一位年轻的战略情报局特工凯西(William Casey)与杜勒斯有同样的想法。他在法国和低地国家解放后在那里为战略情报局工作。在一篇发自巴黎的报告中,凯西称安全港行动值得大量投入,尤其是它在日后对德国金融界将有巨大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凯西在成为里根总统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前,曾经在华尔街工作。
  杜勒斯与德国的工业家有密切来往,他不愿按华盛顿的指示执行安全港计划。1944年11月,盟军解放了法国,于是战略情报局重建了一条法国到瑞士的情报线路,并派遣X2的特工到伯尔尼以帮助在那里执行的安全港计划。到1945年4月,伯尔尼的X2特工已经发掘了有关纳粹秘密交易的大量信息。这些交易包括:某些瑞士公司向纳粹购买其掠夺的黄金和债券;由卡尔斯鲁厄的德意志信贷银行向巴塞尔的银行转移纳粹党以私人名义持有的股票和债券;设立空头公司为纳粹领导人保留在列支敦士登的现金和地产;将纳粹和党卫军领导人的200多万瑞士法郎和4500万德国马克存入隐蔽的瑞士银行账户……
  这些X2特工收集的信息证实了这些年来早已清楚的事实,即杜勒斯在为纳粹尽力掩藏他们掠夺的财富。在美国政府对他的洗钱行动进行调查之后,杜勒斯辞去了在战略情报局的职务,回到了纽约。此时纳粹已将大批的财产从瑞士运到了阿根廷。不久,杜勒斯开始为大量的阿根廷客户工作。他和战略情报局传奇性的领导人威廉·多诺万上校(Bill Donovan)都认为应千方百计地阻挠杜鲁门及其民主党政府获得连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杜勒斯劝说多诺万为“世界商业公司”(World Commercial Company)的董事会工作,而杜勒斯正是这家公司的律师。值得注意的是,战略情报局的房东是纳尔逊·洛克菲勒(下文中将揭露他与纳粹黄金的牵连)。该局总部设在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那里还有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SOE)的办公室。战略情报局招收的第一批人员也全都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毕业生,洛克菲勒的校友和熟人,美国上流社会的年轻贵族精英(战略情报局的缩写OSS因此被人调侃为“Oh So Social”——“哦,如此喜欢交际”)。美国的情报机关从一开始就和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财阀家族共同组成了一个排他的小圈子。
  1946年,战略情报局改组为国防部战略服务处(War Department Strategic Service Unit),杜勒斯的手下也转入了这个新组织,并在1947年7月26日组建了一个全新的机构——中央情报局。美国的纳粹同情者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国家的安全卫士。
  艾伦·杜勒斯(1893-1969),共和党人,毕业于普林斯顿,1916年起在美国驻维也纳和伯尔尼使馆工作,1922年成为国务院近东局负责人,1926年后曾为美国驻华顾问,后因工资低廉而退出外交界,为美国最大的水果托拉斯——联合果品公司服务。1941年12月被多诺万选为驻瑞士情报站负责人,1953-1961年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其兄约翰·杜勒斯为同一时期的美国国务卿。任内曾以权谋私,在1954年策划危地马拉政变,为老雇主联合果品公司推翻了危地马拉的左派总统阿本斯(Jacobo Arbenz,他曾想将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的财产和土地实行国有化)。

  三、鲍曼的“火场计划”
  据英国战时经济部(MEW)评估,默克斯的黄金宝藏仅占德国全部黄金的20%。根据1945年8月英格兰银行的估计,被占领国最多能从德国索回58%的被掠黄金。这还仅仅是中央银行的索赔,不包括私人的黄金。其余的被掠黄金在何处?
  为了知道那些丢失的黄金在哪里,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再看一下纳粹德国的战后复兴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他曾经爬到纳粹党第三号人物的地位。1944年8月10日,鲍曼召集党卫军和军备部的领导人,在斯特拉斯堡的红宫(Maison Rouge)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与会者还有克虏伯、蒂森、西门子等财阀的代表,以及大众汽车、梅塞施密特公司的领导人。虽然鲍曼本人并没有出席,但是以希特勒的名义对该会议的讨论内容做出了指示:对纳粹的战后复兴做出安排。德国财政部事后收到了该会议的抄本。主持会议的党卫军将军兼赫姆斯多夫-肖恩堡公司主管施义德博士(Dr Scheid)下令将法国境内所有工厂和工业原料立即疏散回德国,并承认在法国的战斗已经失败。军备部代表博斯博士(Dr Bosse)则声称纳粹政府将投入大量资金来确保德国工业家海外资产的安全。博斯博士建议那些工业家用两家瑞士银行进行资本转移:瑞士信贷银行(Schweizerische Kreditanstalt)和巴塞尔商业银行(Basler Handelsbank)。他还建议德国工业家迅速抛售在国内的资产和马克现金,通过瑞士工业家来购买外国的公司股份和债券(需向其支付5%的佣金)。从1944年8月到1945年6月,纳粹党及其工业巨头利用这种方法在中立国购买了750家企业。这些企业遍布全球,领域宽广,从钢铁、化工、电气到食品、制药、纺织,无所不包。企业分布如下:瑞士234家、瑞典233家、西班牙112家、阿根廷98家、葡萄牙58家、土耳其35家。
  从盟国在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刻起,鲍曼就知道纳粹必将战败。他花了9个月的时间来布置纳粹流动资产的出逃计划,并将负责实施该计划的间谍以德国企业技术员和主管的身份安置在了中立国。他还命令德国的贸易商与其中立国的合作伙伴实施“双价系统”:德国向这些国家出口的商品在银行业务结束时以低价结算,中立国进口商的账册上则以高价结算。德国进口的货物则正好相反——德国银行支付高价,外国出口商则以低价记账。这里面的差价作为中立国欠德国的债务被存在当地的银行。鲍曼靠这种方法积累了大约1800万瑞典克朗和1200万土耳其里拉的现金。
  鲍曼还用其他方法来转移纳粹资产。他使用纳粹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提供的外交邮袋,每月两次把黄金、钻石、股票和债券送到瑞典,并用类似手法将更多贵重物品运至南美洲。除了他本人的“火场计划”以外,他还允许其他纳粹高官通过同样的渠道来转移自己的贵重物品。
  到1941年为止,德国资本在170家美国企业里掌握了多数股份,同时持有另外108家美国企业的股票。这些企业有些是法本化学康采恩的成员(美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则达4.2亿美元)。由于鲍曼的资金转移计划进展顺利,他重新允许德国工业家购买美国股票。
  收购美国股票的行动通常经中立国来操作,尤其是瑞士和阿根廷。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巨额外汇资金被存放在纽约的数家银行,如花旗银行(National City Bank)、大通银行(Chase Bank)、汉华实业银行(Manufacturers Hanover)、摩根保证信托银行(Morgan Guaranty and Irving Trust)等等。纳粹以这种方式收购了超过5亿美元的美国股票。
  除了瑞士中间人外,一些美国大公司还同“火场计划”进行了直接合作。根据美国国会的调查,美孚石油公司一直和德国公司、尤其是法本化学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欧洲战争爆发后,法本曾紧急转让给美孚2000多项外国专利。以哈里·杜鲁门为首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在1941年提出了一份报告,指控美孚石油公司不仅不顾国务院抗议、继续向轴心国出售燃料,而且还向德国公司提供其他大量战略物资,并秘密吸收德国资本。该报告宣布:“很难把美孚石油公司看作是美国的商业机构。它是敌国的一个敌对而又危险的代理商。”英国特种行动协调局(SOE)曾在战时出版了一本书,《启示录续篇:你怎样为希特勒的战争付钱》,详细介绍了美孚同法本及其纳粹后台的合作,以及德国及其数十家美洲傀儡公司同其他美国大公司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这本书在加拿大印刷,偷运到美国。美孚公司董事会曾悬赏查找此书出处和作者,但是一无所获。
  纳粹这项收购美国企业的计划之所以获得成功,某种程度上还要归功于美国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惧怕。在纽伦堡审判中,法本化学的主管人员施密茨(Herman Schmitz)曾称赞鲍曼在全球范围内藏匿德国资产的方式。施密茨在审讯中说道:“……我们有一个可行的计划。无论如何我不相信我们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会被你们长期拘留。美国方面有人通知过,我们在被释放之前必须经受一个调查程序。我们在华盛顿有极好的关系。”
  “我们在华盛顿有极好的关系” 这句话给美国人之外的审讯官敲响了警钟:这是华盛顿当权者与纳粹战争机器合作的直接证据。但是盟国法官没有权力跑到美国去追查纳粹的合作者,尤其是这些合作者通常身居高位。施密茨为他的失言付出了小小的代价,被判了4年徒刑,但是刑期后来得到减免并被提前释放,在德国的化学工业界中重新获得了很高的地位。
  当然,尽管有鲍曼的精心安排,但是克虏伯和法本这些曾扶植纳粹上台并支持其战争政策的康采恩还是没能原样保存下来。它们太大、太显眼,还因在灭绝营里残酷使用奴隶劳工而臭名昭著。克虏伯的子公司被盟国层层剥离,再也没有恢复过去的规模。法本被拆分成拜尔(Bayer)、巴斯夫(BASF)和赫希斯特(Hoechst)三家公司,脱身一变甩掉了两手血污,又成了受人尊重的世界级大公司。今天的人们在购买蒂森-克虏伯的机电产品或拜尔公司的阿司匹林时,不会想到这些公司的前身在60年前曾为纳粹生产过大炮、炸弹和用于灭绝人类的齐克隆B。盟国在战后保存了这些德国企业,使其成为德国复兴的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说,鲍曼的梦想还是得到了部分实现。
  法本化学康采恩成立于1925年,由拜耳、赫希斯特、巴登苯胺公司(BASF公司前身)等6家大型德国化学公司合并而成,目的是以巨大的经营规模垄断德国乃至世界的化工产业,甫一成立便成为德国最大的企业,及世界最大的化学工业公司。
  931年,法本向纳粹党和希特勒提供了大笔赠款帮助其竞选,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其收益从1932年的4800万马克猛增至1943年的8.22亿马克。到1943年,法本已垄断了德国合成橡胶、甲醇和润滑油产量的100%,以及98%的染料、95%的毒气(包括全部齐克隆B)和镍、90%的塑料、88%的镁、80%的炸药、70%的黑色火药、46%的航空汽油和35%的硫酸。美国参议院1943年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评价法本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法本就不会有希特勒的战争”。
  法本在美国有规模庞大的子公司和工厂,并同美孚石油、杜邦化学、美铝等托拉斯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1939年它从美孚进口了2000万美元的航空汽油。
  除了支持纳粹德国的战争工业和间谍活动外,法本还是对各被占领国掠夺最为凶狠贪婪的德国企业,曾在各处工厂里残酷奴役人类劳工,左图为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里的法本工厂。法本生产的齐克隆B通过拜尔公司的销售渠道交给一家叫Degesch(德国杀虫剂公司)的经销商,然后出售给党卫军,用于灭绝人类。法本还在奥斯维辛用活人进行拜耳开发的新型绝育药物试验。在1947-1948年由美国占领军发起的“法本审判案”中,其多名高级主管被战犯法庭起诉判刑。
  拜耳、BASF等公司在战后未对其奴工及人体试验受害者作出过一分钱赔偿。

  四、寻找纳粹藏金
  意识到纳粹德国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向中立国转移掠夺的财产后,英国和其他盟国在战时进行了多次会谈。1945年1月15日,盟国发表了关于剥夺敌占区和敌控区财产的联合宣言,包括英国在内的16个国家在宣言上签字。该宣言称签约国有宣布任何与被占领国有关的资产贸易无效的权力。该宣言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都对其能否达到预期目的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它必将恶化盟国与中立国的战时关系。
  现在把话题转回默克斯的宝藏。据已经缴获的德国文件表明,自1940年以来,纳粹党积累了约10亿美元的财富。按照不同的折算标准(购买力或黄金等价)相当于今天的200亿到1200亿美元。其中最令盟国追查人员感到棘手的是党卫军在德国国家银行开设的 “梅尔默”(Melmer)和“马克斯·海利格”(Max Heiliger)这两个巨额纳粹账户。国家银行贵重金属部门负责人艾伯特·托马斯向盟国解释说,德国国防军在战争中所缴获的战利品一直归帝国中央统计局(Reichshauptkasse)或者财政部所有,而党卫军的缴获品,包括从集中营的灭绝营里抢来的全部贵金属、纸币、珠宝和衣物,则存入国家银行的这两个专门账户中。所有的战利品都先存到梅尔默账户,经银行人员评估、分类后再转移到海利格账户上。整个德国国家银行只有5个人有权处理“海利格账户”:行长沃尔特·丰克、副行长普厄(Emil Puhl)、出纳部总监克罗普、出纳主管弗兰克涅希特、以及艾伯特·托马斯。普厄除了担任德国国家银行副行长外,还是国际清算银行(BIS,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的德方主管之一。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于1930年,总部在瑞士巴塞尔,其成员为一战胜利国的中央银行,目的是对德国一战赔偿进行结算。
  梅尔默账户的存在,意味着可能还有其他党卫军账户以私人的名义存在世界各地的银行中。到战争后期,纳粹军队里上校以上级别的人或多或少都曾经在占领区聚敛过自己的财产。某些私有财产(尤其戈林的那些庞大产业)是与国家财产混为一体的,他们通过这种公私不分的糊涂账来侵吞德国的财产及抢来的外国财产。
  美军在占领默克斯后,迅速向柏林和捷克方向逼进。与此同时,残余的纳粹奋力把德国国家银行余下的财产运往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这也是他们为保住这些财产所做的最后努力。许多纳粹高官为保住其私人财产也逃往了那里,例如帝国中央保安总局(RSHA)的头头恩斯特·卡尔登布隆纳(Ernst Kaltenbrunner)。目前仅存的一份文件记录了卡尔登布隆纳运往阿尔卑斯地区的这份私人财产:50箱金币与金制品(每箱重200磅);200万美元;200万瑞士法郎;5箱钻石珠宝;价值500万金马克的邮票收藏品;重110磅的金砖。戈林也将其私人财物运往了那个地区,其中包括数目惊人的上好年份的葡萄酒。
  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与现金并不是全被运到了默克斯。有一部分被留在柏林,用作军费和其它开销。这部分财产包括730根金砖和数百万枚20马克金币,总价值约2000万美元,此外还有数目惊人的大量纸币。4月13日,苏军攻克柏林前夕,在该城固守的纳粹留下了其中价值约350万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将其余的财宝用代号为“鹰”(Adler)和“寒鸦”(Dohle)的两列特别专列运往南部巴伐利亚。由于盟军的快速逼近和空中袭击,这两列火车无法到达目的地慕尼黑。4月16日,火车被困在了离捷克斯洛伐克城市比尔森大约十公里的地方,部分财宝在那里被装上卡车运往慕尼黑。4月19日,两列专列抵达慕尼黑以南大约50英里的佩森堡(Peissenberg),又用卡车运走了一部分财宝。剩下的财宝原本打算藏到当地的一个铅矿里,但这个铅矿已经断电,还被水淹了。德国国家银行行长丰克接到报告后,下令将这些财宝用卡车运到一个叫米滕瓦尔德(Mittenwald)的小城。这些财宝包括金砖365袋(每袋2块,包装方法与规格与默克斯藏金相同);9箱秘密档案;4箱银条;2袋金币; 6箱丹麦纸币; 94袋外汇;34块印钞版和大量的印钞纸。
  如前面所说,第二笔财产被运走之后,仍有一小部分国家银行的黄金和外汇留在了柏林,卡尔登布隆纳命令党卫军部队将其强占,揣着这些东西也逃向了南方。在纳粹最后的日子里,卡尔登布隆纳还将部分截留的财宝分给了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军官们,例如著名的党卫军上校奥托·斯科尔兹内就得到了两笔款子,一笔是价值约900万美元的黄金、钻石和现金,这笔钱后来在藏匿地被美军发现(又神秘地丢失了);另一笔包括5万金法郎,1万西班牙金币,5000美元,5000瑞士法郎和500万德国马克,斯科尔兹内将其藏在奥地利的提罗尔,这笔钱再也没能被盟国追回。战后斯科尔兹内在西班牙露面,并过着贵族般的生活。他在那里一面维持纳粹高官逃往南美的秘密通道,一面兼做军火生意。美国情报机关到1950年才查清斯科尔兹内侵吞了大量财富。
  从1945年4月19日开始,美国军方组织的“淘金队”开始全面出击,寻找藏匿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各处纳粹宝藏。这支队伍由G5/SHAEF的财政副主管伯恩斯坦上校及其助手菲舍尔中校(Joel Fisher)和杜波伊斯中校(Herbert Dubois)领导,并由普厄和托马斯协助。4月26日,美军探宝人员在哈勒的国家银行分部找到了35袋外国金币,包括100万金瑞士法郎和25万金元。随后又在邻近的普劳恩发现了65袋外汇,价值大约100万美元。4月27日,他们得知在奥厄还有82块金砖,但仍在德军的严密保卫之下。4月28日,他们又发现了600多块金锭和500箱银锭,这是匈牙利国家银行的储备。4月29日,他们在埃施韦希发现了82块金砖,第二天又在科堡城(Coburg)的一个粪堆下发现了82块金砖,5月1日在纽伦堡找到了34箱零2袋外国黄金。所有这些财宝全部被运到了法兰克福,存放于美国陆军外汇存放处(US Army Foreign Exchange Diposiitery,负责人亦为伯恩斯坦上校)在德国国家银行法兰克福分行征用的金库里,并登记在册。“淘金队”还通过悬赏等途径在德国中部图林根地区发掘出好几个宝藏,其中一处小型宝藏包括19袋金币和金砖(总价值约11722美元),以及160179美元和96614英镑纸币。在德国和奥地利,像这种小型宝藏还有许多。
  通过审讯和查阅缴获档案,“淘金队”得知德国国家银行在各地的支行里储存着价值1700万美元的黄金,除了约300万美元的黄金在柏林被苏联人缴获、同样数目的黄金被“淘金队”发现以外,其余1100万美元的黄金已被运往德国南部。5月初,伯恩斯坦奉召返回华盛顿与杜鲁门总统商讨战后在德国推行的“反卡特尔化”计划,杜布瓦中校接管了他在德国南部的寻宝工作。直到6月7日,“淘金队”才在德国南部发现其他一些黄金。由威廉·盖勒少校领导的先遣队总共找回了782块金砖。不过这个数字与预先的估计相差甚远。
  除了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外,一位专门负责审问德国外交官员的美国检察官坎普纳(Robert Kempner)还在一份报告中谈到了德国外交部黄金的问题:
  “在对纳粹外交官的审讯结束后,我们确认德国外交部还有一批大约重达150吨的黄金,专门由里宾特洛甫掌管。这笔黄金有可能仍在前德国外交部官员之手,用于对抗盟国。他们现在分布于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阿根廷,瑞典和瑞士,他们正在过着优越的生活。应该注意的是,负责这些黄金的除了上述外交官员外,还有里宾特洛甫的一个妹夫。在这150吨黄金中,有11吨在1945年被迅速运离柏林:一、6.5吨黄金运到里宾特洛甫在奥地利富施(Fuschl,属美军管区)的别墅。据称其中大部分已被转交给该地的美军。然而在纽伦堡的德国外交部官员声称,这部分黄金要少于实际运往富施的数量。二、2吨运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现已成为英占区)的黄金,声称已交给英军。三、3吨黄金运到了德国南部的康斯坦茨湖地区,其中约0.66吨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天,由前德国外长冯·牛赖特的儿子运到了瑞士的伯尔尼……”
  “……在1943年到1945年间,另有大约40到50吨黄金运到了中立国的德国使馆:马德里10吨;斯德哥尔摩1.5吨;伯尔尼0.75吨;安卡拉约10吨;里斯本数量不明。我已调查了数百名德国外交官,包括大使、使馆秘书、外交部财政和人事官员,我确信以上的统计是极为可靠的。但就我所知,有两个重要问题却从未调查核实过。第一,这些黄金是否已被追回;第二,在战争结束时,由德国外交部官员转交给盟国当局的那部分黄金,是否与我调查的相一致。在外交部黄金案件的调查过程中,曾不只一次强调这批失落黄金的重要性与危险性,但至今没有人去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我在纽伦堡有繁重的庭审工作,我不可能对这个案件投入过大精力,况且这个案件并不涉及战争犯罪。然而在这个严峻的时期,这批黄金决不能被进一步忽视,因为其中的大部分落入一些无耻的纳粹机会主义者手里,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世界各地形成一股邪恶力量,将造成很大的祸害……”
  现在已经查清的是,里宾特洛甫的黄金有4吨多一点被发现并交给了盟国。另有6.5吨黄金在被盟军发现后却不知所踪了。按照对德国外交官员的庭审记录,有大批黄金在1945年6月15日被转交给了美军第三军或第七军。奇怪的是,今天的盟国占领区记录册上却没有这批价值1.8亿美元的黄金。纽伦堡审判结束后,坎普纳继续搜寻这批失踪的黄金。1950年,他游说国会授权调查这个案件,可国会并没给他任何回复。
  德国国家银行黄金储备的半数依然不知所踪。毫无疑问,鲍曼已将其中一部分运出了德国,剩下的被纳粹高级军官和美军所掠夺。而国家银行黄金的绝大部分可能早已在战时花掉,用于从中立国购买军需品和制造武器的原材料。

  五、瑞典与纳粹黄金
  总体来说,瑞典的中立除经济活动外无可指责。它为盟国情报人员和丹麦、挪威的抵抗组织提供了活动方便,还接收了绝大多数丹麦犹太人前来避难。瑞典红十字会在战争期间为欧洲难民提供了大量人道主义援助。另一方面,瑞典是纳粹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其优质铁矿砂(可以生产出高级合金钢)对德国的国防生产尤其重要,希特勒甚至为此推迟了对西欧的入侵,首先占领了丹麦和挪威以确保铁矿砂的运输安全。瑞典在二战中以中立身份保护自己的安全时,不能不时常想到这一点:丹麦和挪威也曾是中立国。只要希特勒觉得有战略上的需要,随时可以入侵瑞典。
  瑞典轴承公司(S&K Bearings)是与纳粹勾结最密切的瑞典公司之一,向德国出口了大量滚珠轴承。由于美国同样依靠S&K公司的轴承,这就又给美国出了个难题。如果对S&K公司及瑞典施加制裁,极可能引起S&K的报复,限制对美国轴承的出口,并中断军需品生产。第二个选择是在战争中夺取S&K的工厂。可是这样做只会促进罗斯福的评论家们对现今政府内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日益猖獗的指责。剩下的最后一个选择是让S&K公司继续正常运营,这也是美国政府最后决定采取的措施。这样,无论谁赢得这场战争,通过向双方提供轴承,S&K都会是最后的赢家。
  还有许多家其他瑞典公司与纳粹之间有贸易往来,并从中获利。其中瓦伦堡家族旗下的“斯德哥尔摩私人银行”(SEB,Stockholm Enskilda Bank)与纳粹关系最密切。与一家外国银行建立良好的关系将更有利于纳粹借贷或洗钱。据“安全港计划”的档案显示,美国已经追踪调查瓦伦堡家族与纳粹之间的活动很多年了。1945年2月,在摩根索写给新国务卿斯退丁纽斯(Edward Stettinius)的信中,指控SEB正在无需担保的情况下提供给纳粹大量贷款,并帮助德国资本家在美国的工业界秘密投资。而且还不断与大批的黑市外汇交易案有牵连。摩根索认定瓦伦堡家族的族长、瑞德长期合作贸易委员会会长雅各布·瓦伦堡是纳粹坚定的拥护者,他在1944年曾经将在汉堡的一个瑞典工厂卖给德国人来换取黄金。他弟弟马尔库斯·瓦伦堡身为英瑞贸易合作会会员,也并非真正支持盟国。瓦伦堡家族在轴心国和盟国之间扮演着双重角色,就像S&K公司一样。
  1944年,英国和美国开始将瑞典列入“安全港计划”。英国只要求限制瑞典的黄金买卖,而美国希望把其他资产交易也包括在内。为了使瑞典能与之合作,美国以签订战后贸易协定为吸引条件。瑞典国会表示支持该计划。从1945年2月起,瑞典开始清算其黄金和外汇,以查出其中有多少与纳粹有关联。1945年夏,瑞典通过了多项决议,控制德国资产:通过限制其买卖和分散转移;将审查范围扩大至所有类型的资产。1946年1月,在盟国的督促之下,瑞典将法律规定的审查范围扩大至德国下属的子公司。1945年11月,瑞典发给美国财政部一份关于黄金交易的报告。从该报告中,财政部断定瑞典接受了纳粹从比利时掠夺的价值2270万美元的黄金,后来经过再次审核,这个数额降至1700万美元。
  1946年2月11日,美国驻瑞典大使馆通知瑞典政府,瑞典应将在其境内的德国财产所有权交给盟国驻德占领军当局,并邀请瑞典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商讨此事。瑞典对此极为关注,同意参加会谈。4月5日,瑞典通告美国使馆,盟国的要求必须交由瑞典国会讨论,而且很可能该条款会被否决,因为盟国的要求不符合国际法,侵犯了私有财产权。此外瑞典还要求解除其在美国对其资产的冻结。并且要求可以检查在德国境内的瑞典资产。可是盟国并未同意。5月29日,正式谈判在华盛顿举行。美方代表团的领导是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局副局长鲁宾(Seymour Rubin),瑞典代表团由松德斯特鲁姆法官(Emil Sundstrom)领导。
  瑞典从一开始就承认替纳粹藏匿资产使其用于纳粹复兴是非法的行为,但争论在于盟国要求接管纳粹资产的合法性。经过激烈的争论,双方最终在7月18日达成一致。据估算,在瑞典有3.78亿克朗(9070万美元)的德国资产。瑞典同意作如下分配:1、5000万克朗(1250万美元)的德国财产交给国际难民委员会(即后来的国际难民组织);2、7500万克朗(1800万美元)扣除英、法、美三国的赔款份额后交给盟国赔偿委员会;3、1.5亿克朗(3600万美元)的德国财产用于援助德国,预防疾病和动乱的发生。剩下的用于盟国从瑞典及其他国家购买必备品,以恢复德国经济。此外,该协定还允许瑞典派一个代表团前往德国的英、美、法占领区,接收瑞典在德国的资产,将瑞典在美国价值约2亿美元的资产解冻,并同意将瑞典公司从贸易黑名单上除去。盟国保留向瑞典索要德国政府在瑞典财产的权利。
  协定要求瑞典赔偿的数额为7555.32664公斤纯金(价值约810万美元),恰与德国运到瑞典的比利时国家银行黄金数额相等。协定还同意,对于德国通过瑞典国家银行(Riksbank)转移到其他国家的第三国黄金,不要求瑞典政府赔偿。
  1946年,瑞典正式认可了该协定。但此后不久,盟国又向瑞典提出赔偿要求——638块纳粹从荷兰掠夺的金砖(价值约1000万美元)。瑞典对此提出异议,理由是这些黄金是1943年伦敦宣言发表之前得到的。而盟国认为协定应包括瑞典境内所有的被掠夺黄金。围绕荷兰黄金的争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1955年4月7日,瑞典向荷兰赔偿了6吨黄金,约合680万美元(1955年价格)。
  在一份美国国会就瑞士银行与纳粹合作问题的调查报告中,揭露了瑞典另从德国那里接受了59.7吨黄金。新发现的黄金与纳粹从荷兰掠夺的黄金有相同的戳记。而战后瑞典只归还了荷兰和比利时共13.2吨黄金。此外还有6吨来源可疑的黄金,很可能来自集中营的受害者。该报告说,瑞典在道义上应该把这些黄金归还给犹太人,但在法律上没有义务。这份报告发于1997年。
  古斯塔夫五世(1858-1905),瑞典国王,1907年继位。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是一位英明的立宪君主,也是一位杰出的人道主义者。瑞典在二战中虽然也被迫与纳粹进行过经济合作,但其在营救欧洲犹太人方面的表现比惟利是图、贪婪、懦弱、卑劣的瑞士联邦政府要高尚得多。

  六、西班牙、葡萄牙与纳粹黄金
  在话题转到这两个的纳粹黄金问题之前,为了对问题有个全面的了解,需要了解一些历史背景。二战爆发之前葡萄牙与英国之间有长期的政治联系和良好的民族感情,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英-葡联盟。葡萄牙在一战中是英国的盟国,并派遣了35万人到前线作战。直到1938年为止,英国还是葡萄牙最大的贸易伙伴。
  葡萄牙与德国的勾结始于西班牙内战时期。在这场战争中,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博士站在了佛朗哥和希特勒一边,帮德国向佛朗哥的军队偷运武器,并派遣葡萄牙志愿者去协助佛朗哥战斗。到1938年底,德国成了为了葡萄牙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不过萨拉查曾在1939年抗议希特勒对信奉天主教的波兰的入侵。
  萨拉查在二战中保持中立的选择,是基于地理和意识观念两方面的。葡萄牙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它有许多濒临大西洋的港口,令英国很难对其实行封锁。萨拉查担忧的主要是纳粹对葡萄牙的入侵。法国沦陷后,德国军队离葡萄牙的边境只有不到260英里。他的另一个忧虑是佛朗哥和希特勒可能结成联盟,将部队开到葡萄牙边境。萨拉查在权衡了盟国和德国的危险性对比后,做出了在战时同纳粹合作的决定。
  萨拉查承诺向英国和德国共同开放其巨大的殖民地贸易市场。保持中立使其经济获利匪浅,葡萄牙的外贸收支从1939年的入超9000万美元一下子变为1942年的出超6800万美元。在战争的最初四年,葡萄牙的私人公司总资本几乎翻了一番,葡萄牙国家银行黄金储备增长了3倍多。在二战中,纳粹和盟国通过威胁和利诱,对葡萄牙展开了经济争夺战。葡萄牙无法切断与盟国的贸易关系,因为该国的石油、煤、化肥和谷物全都依靠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在这样的前提下,英国于1940年10月成功地劝说葡萄牙接受英镑信用证作为贸易付款。英国的黄金储备在那时即将告罄,而瑞典、瑞士、甚至美国都只接受黄金。
  葡萄牙的经济繁荣还依靠于其丰富的钨砂资源。纳粹主要从葡萄牙和西班牙进口钨砂。除可用做电灯泡的灯丝外,钨在军备生产中还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德国的机械工业使用高强度的碳化钨车刀和钻头,而美国只能使用次等的钼合金。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克虏伯公司通过专利技术垄断了碳化钨的生产。另外钨合金也用于制造穿甲弹。盟国认为德国对钨矿的最小需求是每年3500吨。
  考虑到纳粹对钨矿的巨大需求、及其为了确保钨矿供应所采取的非常措施,盟国准确地推断出钨是纳粹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盟国同样需要钨,然而他们有别的来源(例如中国),并不完全依赖西葡两国的出产,因此盟国的目标是尽量使纳粹少得到钨砂,为此大量抢购葡萄牙钨砂。到1943年,钨砂价格已涨至战前的775%,使葡萄牙大赚了一笔,其钨砂产量也从1938年的2419吨猛增至1942的6500吨。
  为了保持中立,葡萄牙在1942年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出口配额体系,允许盟国和轴心国从各自在葡萄牙拥有的钨矿出口矿石,对葡萄牙自己的矿山则设立固定配额。英国拥有葡萄牙最大的钨矿,德国有几个规模小一些的钨矿。1942年,葡萄牙和德国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向德国的钨砂出口量增至2800吨,德国则提供煤,钢和钾肥。1943年,盟国也试图与葡萄牙签订新的钨砂进口协定。葡萄牙要求盟国降低硫铵、石油和其它产品的价格作为回报,但遭到拒绝。葡萄牙因此降低了对盟国的钨砂出口量。
  与钨砂争夺战同时进行的还有关于亚述尔群岛的谈判。大西洋战役正处于紧要关头,该群岛可以为反潜战提供至关重要的空军基地。丘吉尔以恢复1373年的英葡联盟相诱,在1943年8月17日与葡萄牙签订了一份协议,从10月份开始在该群岛建立军事基地。1944年11月28日,美军也获准利用亚速尔群岛。
  1944年4月,美国决定对葡萄牙采取经济制裁,以迫使葡萄牙中断对纳粹的钨砂供应。而葡萄牙需要依靠美国进口石油和其它产品。6月5日,诺曼底登陆的前一天,盟国逼迫葡萄牙停止对德国的钨砂运输。德国得知此事后立即将在葡萄牙的钨矿全部脱手,购买其他产业。根据盟国的估计,1944年6月以后德国通过开旅馆,办电影院等方式,在葡萄牙藏匿了200多万美元的资本。
  1945年5月14日,葡萄牙冻结了在其本土殖民地的所有德国财产,德国外交机构财产也包括在内。在盟国的要求下,葡萄牙查封了里斯本的德国公使馆,从里面搜到了大量金镑硬币。查封德国资产的同时,葡萄牙坚称在1938年到1945年间没有德国黄金运到葡萄牙,但盟国掌握的情报显示葡萄牙已经从瑞士国家银行收取了1.44亿美元的纳粹黄金,其中2260万美元的金砖上有比利时银行的戳记,其余黄金中至少72%也是纳粹掠夺的赃物。盟国提议葡萄牙应归还1942年以后获得的5050万美元黄金,最终葡萄牙只同意交还440万美元。
  有证据表明,葡萄牙在收取德国黄金方面是相当诡诈的。早在1940年,葡萄牙国家银行秘书长阿尔比诺·比索就在同瑞士联邦中央银行高级官员高蒂埃(Victor Gautier)的机密往来信函中说葡萄牙不愿意从纳粹那里直接接收黄金,而是希望经过瑞士银行转手,使那些纳粹黄金的交易合法化。最初葡萄牙利用国际清算银行和南斯拉夫国家银行在巴塞尔的办事处洗钱。然而1941年纳粹入侵南斯拉夫之后,特别是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Sir Montagu Norman)在1942年1月8日正式致函国际清算银行的美籍行长托马斯·麦柯里(Thomas McKittrick),宣布任何从国际清算银行划到葡萄牙的黄金交易都是非法的以后,葡萄牙开始寻找其它的洗钱路径。葡方要求德方先将其黄金以当日价卖给瑞士银行换取瑞士法郎,然后将这些钱存入葡萄牙国家银行设在瑞士的账户,再用这笔“干净”的钱向瑞士银行购买黄金。
  除银行外肯定还有一定数量的纳粹黄金流入了葡萄牙民间。1986年,在法蒂玛天主教堂请一家银行帮忙熔化重新铸造的金砖中,发现其中4块铸有德国国家银行的徽章。这些金砖总重50公斤,该教堂试图通过出售黄金来改善财政状况。该教堂是否持有更多的纳粹黄金还是未知数。
  安东尼奥·萨拉查博士 Antonio de Olivera Salazar (1889-1970)出身地产商家庭,先后进入神学院和科英布拉大学求学,毕业后留在科英布拉大学任经济学讲师。1926年葡萄牙发生军人政变,第二共和国被推翻,萨拉查被军人总统卡蒙那任命为财政部长。1932年卡蒙那将他的权力移交给萨拉查,后者成为葡萄牙总理,于1933年通过了法西斯宪法,解散了除国民同盟外的一切政党,在国内实行了36年的温和独裁统治。1969年他因健康原因将权力移交给其心腹卡埃塔诺,1970年病逝。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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